一經央視點名，媒體發酵，“明星天價”片酬這個說了好多年的老問題，又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。“演一部戲掙別人幾輩子的錢”種種說法，挑動著大眾的神經。

明星天價片酬是怎么來的？帶來什么影響？又如何破解？資深影視投資人、制作人、影評人譚飛近日接受了每經影視（微信ID：meijingyingshi）記者專訪，他向記者分析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，在調節明星天價片酬時失靈的原因。

十多年前，國內演員總片酬占比不足10%

回憶起十多年前的光影歲月，導演蔣欽民說：“當時我導演的《天上的戀人》，制作成本不過200萬元，演員的總片酬不到10%。”而該片的主演是董潔、劉燁、陶虹、馮恩鶴。在《天上的戀人》前，劉燁已憑借電影《藍宇》奪得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榮譽；陶虹因《春光燦爛豬八戒》已家喻戶曉；董潔也在春晚中嶄露頭角。彼時，這幾個主角可謂當紅花旦和小生。

“正因為演員片酬對《天上的戀人》不構成任何壓力，我們的片子才有那樣的精力，去跋山涉水、非常仔細地完成每一個鏡頭。我一直很納悶，我們在責怪演員片酬過高的時候，我們為什么不自問，這部戲演員片酬過半了，這是一部怎樣的戲？”

2000年初到今天，中國影視行業開始走向市場化改革，一下子開放的市場、一窩蜂涌入的資本和跟不上趟的行業監管布局，自由蓬勃、高速發展的市場也同樣帶來混亂與危險。

一步步，明星片酬之高到了讓人難以承受的地步。

上海戲劇學院教授、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石川告訴每經影視記者，一些明星價格高得讓人不敢去找他們。但如果找些不知名的演員呢，影院經理看到沒明星，給排片量就少，甚至根本不排。電視臺看到沒明星也不買電視劇的播出版權。所以只能花重金找明星，壓縮其他部分的制作成本，電影的效果又不好，劇本質量一退再退，造成惡性循環。

資深編劇余飛對每經影視記者說起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“怪現象”：“有些演員因為不想接一部戲，報出了完全不可想象的天價，結果對方同意了。這種光怪陸離的見聞，在近年來的中國影視圈里多的是。”

“一部投資1.5億元的影視劇，大牌明星片酬就拿走1億元。”余飛表示，“這肯定對產業不利，錢全部被明星拿走了，劇組的其他幾百個人的工作，都沒他一個人重要。而且他是不是值得那么多？他一部戲拿的錢，很多老百姓幾輩子都拿不到。”

資本炒作，1000萬的點擊量吹成1個億

“如果真是國寶級的，甚至 球寶級 的演員明星，觀眾就是認可他、喜歡他，那他片酬高是可以理解的。”余飛認為，但如果這個人只是因為某個偶然原因爆火，就給他一個億片酬，就不一定合理。

在尚不成熟的中國影視市場中，明星的“價格”并不能完全反映其價值。

“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，一些明星的片酬可能是資本在其中包裝、炒作出來的。”余飛分析，尤其是網絡小說翻拍劇、在“粉絲經濟”盛行的當下，不懂影視制作又求快投快收的跨界資本，在投資電影時唯數據是從。

主演背后有多少粉絲？一部網絡小說有多少閱讀量？一系列這樣的數據成為投資標準。于是，資本就有動力合力把數據的泡沫吹大。“本來他演的戲點擊量只有1000萬，非要給他炒作成1個億。那就可以拿出去要價，哄抬演員片酬。這種方式我們要特別警惕。”

“不用做出努力就成為頂級的大明星，這種方式，說白了是欺騙觀眾、欺騙社會來獲取利潤的方式。”余飛說，這不光對影視行業有不良影響，對社會也會有不良影響。“那小孩會覺得，當明星多爽啊，只要長得好看，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或者整個容、拜個干爹、找人一包裝就火了。不好好干具體工作，輕視其他行業的工作。對整個社會風氣不利。”所以對于真正有實力、有價值的演員，高片酬是可以的，那種靠包裝帶來的一夜暴富、一夜成名的高片酬現象需要遏制。

業內人士們一致認為，當明星片酬占制片總成本高達三分之二時，就已經違背了影視制作規律，最后出來的必然不是一個好的作品。

謝晉研究者石川，回憶大師謝晉鏡頭下年輕演員們從作品中獲得的歷練。“以前謝晉的電影，那些年輕演員要提前兩三個月到拍攝場景去體驗生活。如果演農村題材的戲，就要學種地。現在這種拍法，一個主演進一個電影劇組的時間可能才20、30天，他連臺詞都不會念呢，談何融入角色、錘煉演技。”

日本，再大牌的明星片酬占比也不超30%

明星片酬在一部影視作品中占比50%以上的情況在中國屢見不鮮，而放眼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影視行業，如此高的片酬比例卻幾乎不可能。

好萊塢是如何做到的？其明星片酬的比例，不是只靠市場調節做到的。

石川坦言，政府的職能是有限的，很多東西很難用行政命令來管。一定要有法律的監管，還要有行業管理。“行業管理一個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我們說的同行公議。好萊塢的演員、制片人、編劇等群體，背后都有一個強勢的協會。當明星成本高到不行的時候，好萊塢的制片人協會會去跟演員工會協商。演員和產業，是唇亡齒寒的關系，大家一定要就利于行業發展的利益達成共贏。”

對于有著中日合拍片經驗的蔣欽民而言，日本演員對行業的“共識、共感”效應讓他印象深刻。“十年前，日本經濟不景氣，演員片酬自降半價。此后幾年，都維持半價。我的電影《初到東京》（拍攝于2011年），女主角是日本國寶級的女演員倍賞千惠子。雖然是老演員，但她的市場認可度很大，她的廣告代言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。她的電影片酬過了一億日元（600萬元人民幣），到了我這部片子，半價。就因為經濟不那么發達了，他們有共感作用，號召大家自降片酬。包括木村拓哉這樣的國際巨星，當時也是降了半價的。”

據蔣欽民了解，日本影視行業現況里，明星占一部影視作品中的制作總成本不超過30%。

“我們當然可以通過制片人協會來制定行業公約限制明星片酬，但我覺得從效果來說，形式大于內容。你不肯出這個價錢，肯出這個價錢的多的是，你怎么懲罰他呀？這個公約，只能是從意識、和觀念的層面對大家進行一個提醒，但沒有強制性。”石川說。

作為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，余飛也覺得編劇協會對演員的制約力非常有限。“過去經常有這種情況，協會開會時商量好的，不用某個有劣跡的演員。結果會議一結束，一出門就幾個人都分別給該演員打電話說加錢請他。”

目前，被稱為“中國電影第一法”的《電影產業促進法》啟動草案十多年以來，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入二審階段。